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訾英韬:破产重整中的技术诉讼

2019-01-07    来源: 中国财经网  跟贴 0

    改革开放40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我国逐渐建立起市场化的企业破产制度,而《破产法》是市场经济法律框架中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破产程序已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法治化路径。当前,高新技术企业及拥有创新专利技术的企业进入破产或破产重整时,经常遇到技术价值难判断的新问题。为破解这个难题,2019年1月5日,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与方象知产研究院共同举办“企业破产与高技术资产处置”研讨会,通过破产法理论与实务前沿研究、案例研讨等方式,与来自国内高等院校、知名律所、知名投资机构的上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把脉当下科技企业破产中遇到的问题,共话破产企业重整、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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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论坛邀请的嘉宾有: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来小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副庭长邹明宇、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副院长芦超、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北方区重整咨询服务主管合伙人曹春烨、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事业部总经理张维军、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贺丹、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陈夏红、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讲师赵天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颖、深圳市前海九门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成刚、重庆经纬资产清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显耀、北京问方执象律师事务所主任訾英韬、方象知产信息科技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金彦、方象知产信息科技研究院主任研究员徐乾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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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问方执象律师事务所主任 訾英韬

     在会上,我们采访了北京问方执象律师事务所主任訾英韬律师,以下根据专访内容整理:
  
    记者:您在本次破产法论坛中主要向大家介绍了技术诉讼,您认为企业破产与技术诉讼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呢?
 
    訾英韬主任:
破产重整与技术诉讼是技术导向型企业破产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牵连关系。技术诉讼对于企业经营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能拯救企业于死地,运用不当,则可能陷企业于死地。
 
    1、技术导向型企业面临破产情形时,企业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技术诉讼,争取稳定资金来源,推动企业技术交易以实现企业破产重整;
 
    2、旷日持久的讼争也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破产境地。

    记者:您认为技术类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訾英韬主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界定清楚什么是技术类纠纷。所谓技术类纠纷案件,主要指技术秘密纠纷与专利侵权纠纷。当然还包括技术合同案件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案件。

    所有的技术秘密纠纷,都涉及作为当事人争议标的的技术(可能是技术参数、可能是技术路线图等技术载体),是否为公知技术的判断问题;只有判定案涉技术具有非公知性,才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争议双方或多方实际使用的技术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的问题,这也是法庭的基本审理逻辑。所有的专利侵权案件,都涉及争议标的的专利与被告方的专利或者技术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的问题,因为被侵权方的专利本身是公开的,因此不涉及公知性判断。
 
    可见,技术类纠纷,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判定标的技术“是否公开”以及如何判定争议方的技术“是否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记者:在目前的审判实践中,主要通过哪些方式方法来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
 
    訾英韬主任:
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定这两个核心问题的方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在过去的很多年,法院主要依靠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来认定技术纠纷中核心事实。但是司法鉴定有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正,本次修正将证据类别中的“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强调了司法鉴定的可辩驳性。与此同时,2016年开始,国家及地区对鉴定人、鉴定机构进行了强化规范,鉴定类别将被严格限制。
 
    在认识到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缺陷的同时,我国司法体系也从多个维度进行改革,目的是通过多元化的调查手段,增强法庭的技术理解力,从而帮助合议庭认定案件事实。目前这样的方式方法主要有:技术调查官制度、专家咨询/专家辅助人制度、专业化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等。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新的方式方法?
 
    訾英韬主任:
我个人认为改革需求是迫切的,改革的方向也是非常好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细节。
 
    比如说,在技术调查官制度中,技术调查官和合议庭对于技术事实认定不一致时,应当依谁的意见为准?根据目前制度,合议庭对技术调查官的意见是可参考,是否需要对技术调查官的技术事实认定的意见作用进一步加强? 如何避免技术调查官特别是仅有一名技术调查官情形下其主观性问题?
 
    又比如在专家咨询/专家辅助人制度项下,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专家辅助人的提起主体应当是当事人。实践中各地法院也纷纷建立自有咨询专家库或设法庭专家辅助人,此种实践是否是对法律规定的突破?若是,应当通过什么方式予以解释或者修改以弥补此制度程序上的瑕疵?专家咨询/专家辅助人制度如何规范化,是否需要统一的组织和议事规则?
 
    而专业化的陪审员在技术类纠纷案件的审理中不是主要形式,应用话程度不高。
 
    总的来说,对于整个技术类诉讼制度而言,主要缺陷有两点:其一是都无法避免事实认定的主观性;其二是普遍对专业技术事实认定方式不统一,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具体做法和惯例不一,特别是对于知识产权司法鉴定的采取与采纳态度不一,依据不同程序和方式,案件处理结果完全可能大相径庭。技术类诉讼中专业技术事实认定方式亟待完善。

    訾英韬主任:我个人认为,在特定案件满足条件情形下(如具备物质条件、可操作性和当事人同意等),增加“模拟实验”作为新型证据形式,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主观性”判断问题。

     记者:我们了解到专利代理人现在也可以作为技术类诉讼案件的代理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訾英韬主任:
专利代理人经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推荐,可以在专利纠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这是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严格依据法条,其所代理的案件只能是专利纠纷案件,但实践中其代理范围已经拓展到技术类商业秘密纠纷案件。
 
    专利代理人在技术类纠纷案件中担任诉讼代理人可以说是对律师执业的新挑战,一方面我们欢迎这样的良性竞争,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应该予以警醒,注重提高律师在技术类纠纷案件中的执业水准。

    我们认为律所以及律师需要:
  
    1、重视专家辅助人/专家证人的应用,用专业的人做专业的认定,抵消专利代理人对案件理解力的优势;
 
    2、律所要提升技术理解力,掌握科技对话语言。

    比如我所在的北京问方执象律师事务所,我们致力于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与努力:
  
    其一,组技术团队,建高端专家库(包括今天在座的来自各领域的顶级技术专家),形成技术分析力量,促进科技与法律融合。我们是国内首家技术团队成员人数多于执业律师人数的律师事务所,汇集行业技术专家、法学专家、情报检索分析专家、知识产权分析专家、资深律师等各方高端人才。技术分析打底,法律服务更具有可靠性。真正实现读懂技术,服务于技术;
  
    其二,数据库+情报专家,自建竞争情报搜集分析体系。对技术精准分析的基础是与需求相关的技术情报的完备。我们通过数据库采购、情报专家搜集等一切合法方式,为技术分析提供一手完备资料;
  
    其三,建立知识产权攻防实验室,提高诉讼预见性。实现从随机起诉或被动应诉,到主动排查,缜密规划,规避侵权或主动发起维权,提高胜诉率;
  
    其四,打造科技法律服务体系。我们为企业和区域经济体在技术战略规划、研发量产、并购重组、管理运营、产品出海预警等活动中提供一站式系统性法律服务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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